邵氏“武侠新世纪”之三（完）—兼容并蓄：多元视界下的“邵氏”武侠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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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氏兄弟公司在60年代创制新派武侠片，虽然试图在银幕上用影像重建一个充盈着侠客的古代中国，但作为标榜为中国电影扬眉吐气的发奋之作的新派武侠片，邵氏兄弟公司不似主持天一公司的邵氏长兄邵醉翁在20年代上海做的那样．不是一味地复古。邵氏兄弟公司的两个掌门人作为在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的电影制作人，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他们并不排外，相反，他们以开放的心态，兼容并蓄，有意识的、有计划的大量吸引外来的有益的元素进人武侠片，让新派武侠片融人了现代意识，具有国际视野。

      作为“武侠新世纪”的领军人物，张彻在90年代的追述中对当时他们所能借鉴的创作资源进行了描述：“香港既是中西的文化交叉点，人们自也不能满足于‘老土’武侠片了。干是，随着香港社会的经济发展和西化倾向，新型的武侠片便应运而生。投入的资金增多了，制作的水准提高了，也有了较能兼通中西文化的新知识分子参与。新型武侠片的‘作者’,第一代如胡金铨与我，就都是在如此的条件下参加这种新工作。我们都是在华语片的基础上，刻意引进西片的思维和技术。胡金铨曾在剪接机上，把西片一个个镜头摇过去看，研究其分镜头的技法，我则参与了好几部来香港与邵氏公司合作的西片的拍摄工作，很用心地‘偷师，”。

      这个学习过程是主动的，张彻在大量的回忆中、访谈中也不讳言自己的创作受到过日本片影响，他承认正是看了黑泽明的电影，才明白动作片也可以拍出高层次，所以才奋起直追的。1968年拍摄《金燕子》的时候，不仅启用在日本学习过摄影的鲍学礼，张彻甚至到日本拍外景，但他声明，外景并不是最重要的考量原因，最重要的还是要近距离接触日本影人，学习日本的制作方法。对于在制作中受到日本的剑侠片的影响，“彩色武侠世纪”的参与者徐增宏、韩英杰等人在与刘成汉先生的谈话中都坦诚地提到在影片创作和动作设计中受到日本动作影片一定的影响．

     “邵氏”为了拍好武侠片，在人才方面投下相当的成本．1966年，“邵氏”派出一个以徐增宏为团长、吴家骤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前往日本学习电影制作，成员包括西本正、桂治洪、华山，还有灯光、木工、布景等方面的领班，在松竹片场学习了一个月，观摩了井上梅次导演的新片《炎之心》的制作过程，回到香港以后，用在日本学到的工作方法提高了场景的利用效率，也把用塑胶决速搭建布景的方法应用到邵氏的电影制作中。 后来，徐增宏、西本正、桂治洪都是“邵氏”武侠动作电影的重要创作人员。“邵氏”也曾派出郑佩佩、秦萍等艺员到日本学习艺能，主要是进行舞蹈、形体方面的训练，郑佩佩、秦萍在武侠片领域都担当了重要的角色。这些短期的培训在提升影片水准方面是有一定的效果的。同时，也应注意到，“邵氏”的人才策略不仅是走出去，也敢于大胆地请进来，西本正等日籍工作人员在“邵氏”新派武侠片的创制工程中的贡献也是不能忽视的。

      创作人员自觉地有意识地学习也是当时的潮流。1967年，张彻在拍摄《独臂刀》的时候，受西方影片拍摄手法的影响，首次把摄影机撤下三脚架，尝试手提拍摄方法，增加了影片的动感。在吴宇森导演的作品中，升格镜头强化了人物的魅力，提升了动作影片的美感，但最早的尝试却是张彻导演从阿瑟•佩恩的《邦妮和克莱德》（港译《雌雄大盗》）受到启发而逐渐完善起来的。影评人石琪先生曾经评论道：“西方及日本电影处理动作场面的先进经验，曾被他们广泛学习。包括镜头运用，特技处理，替身武师种种特别装置（包括高空跳下用纸盒垫地），甚至某些打斗方式。其中向日本借镜之处最多，因为日本传统文化与中国接近，他们也有与我们类似的武侠片，早已电影化了”。

      技法上的现代化是一个方面，但是创作理念的现代化却是更值得重视的。中国历史上，对“侠”的态度是毁誉参半的，侠客固然以除暴安良获得美誉，但是法外施刑，毕竟与现代社会的法制精神相违背，即使在古代社会，“侠”也因“以武犯禁”的缘由受到打压。所以我们在研究“邵氏”的武侠电影的时候．能够看到一些有意识的痕迹，就是利用现代观点阐释历史故事，促成武侠电影在文化价值方面现代化。张彻曾写道：“如我拍的《断肠剑》，王羽是替父报仇的孝子，杀的也是奸臣；不过，奸臣究竟是朝廷官员，他应采的手段只可以是平反冤狱，而不应自己下手去杀，这是‘手段失当’，故王羽饰演的人物在片中以死结局，受到‘制裁’。又如我拍的《金燕子》，王羽这个人物，性格是‘疾恶如仇’和‘除恶务尽’,虽然所‘除，者是‘恶’，但不分首从，不予人自新之路，这是‘手段过分，所以萧鹏这个人物也要以死来结局，受到‘制裁。’.”张彻的这些表述，可以看出他的理念轨迹，大侠纵然因除暴安良、伸张正义获得了美名，但是他们在司法体系之外行使私刑乃是不当之举，因而必须为此承当后果，受到相应的“制裁”，这些叙事转折基本上可以看到现代法制理念在其中的作用，也为中国古代的侠文化能为新时代的观众所理解提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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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氏”新派武侠片在形态和理念方法的现代化，使这些作品最大可能地得到了广大观众的接受，同时也为这些影片走出华语地区提供了可能性。

      邵逸夫先生主政邵氏兄弟公司以后，特别注重在国际场合推广“邵氏”出品的华语电影，最热衷参与亚洲影展．1954年至1969年间的巧届亚洲影展，“邵氏”基本上都组团参加，几乎是年年得奖，其中共五次获得影展的最高荣誉―最佳影片奖，极大地张扬了华语电影的魅力，而在影展比赛中获奖也让“邵氏”士气大增。到1 969年，武侠片高潮未退，邵氏出品的影片2/3为七彩阔银幕的武侠片，这个时候参加亚洲影展的主要片目也基本以武侠片为主。1971年的亚洲影展，计有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地区和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日本、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参加，“邵氏”提供了五部参展影片：《十二金牌》、《大决斗》、《红胡子》、《凤飞飞》、《钟馗娘子》，都是武侠片或者动作片。“邵氏”当时的宣传词写道：“这五部由邵氏出品的影片，有完全不同的风格，《十二金牌》是表达侠义爱国的武侠片；《大决斗》是一部以民国初期为背景的侠义打斗巨片；而《红胡子》却又是一部气势磅礴，充满了劲力和浓厚的地方色彩、乡土气息的动作片于《风飞飞》是描写爱与恨交集的侠义奇情片；《钟馗娘子》是一部人情味浓厚，但打斗也激烈的武侠巨片。”

      在发行市场上，“邵氏”一直探索路径，试图在欧美市场上推广华语电影，但是除了在海外的华埠、唐人街有所影响之外，整体上收效甚微，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 973年才有转机。这一年，邵氏兄弟公司借助《天下第一拳》打进欧美市场，在欧洲、北美、南美各大城市献映欧洲创出较高的卖座纪录后，香港电影，尤其是“邵氏”拍摄的功夫电影，立即在欧美掀起热潮，成为欧美人士“中国热”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位居远东的“邵氏”也引起西方人士的浓厚兴趣。

      1973年，美国《时代周刊》派遣他们香港分部的主任记者罗文访问“邵氏”，对邵氏兄弟公司的总裁邵逸夫先生进行了访问，访问文稿在1 973年6月n日出版的《时代周刊》中发表．记者见面后问邵逸夫：中国人对功夫抱着极其严肃的态度，但美国人却当它是开玩笑。邵逸夫先生的回答很直接：只要他们买票看戏就行，我们的目的是要赚钱。《天下第一拳》看起来像闹剧，在香港只花了30万美元拍成，但在美国上映11周，就已经赚了380万美元，而在其他国家，也赚了410万美元。面对记者，邵逸夫先生也对华语动作电影在国际市场上的前景做出自己的预测：“美国人一向爱看动作片，在动作更多的意国牛仔片抬头前，好莱坞在牛仔片上赚了不少钱，后来是占士邦片。现在是从香港来的中国功夫片。功夫片有如中国菜，当美国人尝过后，他们就会喜欢”。

      30年过去了，邵逸夫先生的预言在今天某种程度是被应验了，中国的武侠电影、动作电影果然被西方人像吃中国菜一样被喜欢上了。美国电影怪才昆汀•塔伦蒂诺是香港动作电影的拥楚，大量观摩香港的动作电影，还在自己的电影中进行毫无掩饰的模仿；导演吴宇森被请到了好莱坞，开启他电影生涯新的一页．动作导演袁和平到了好莱坞，在《黑客帝国》、《霹雳娇娃》等电影中尽显华人动作设计的魅力．演员周润发、成龙、李连杰、章子冶、杨紫琼等人在面向国际市场的大制作中演绎着武侠故事以拍艺术电影见长的张艺谋、陈凯歌、李安等人，也都制作了自己的武侠电影，李安更将《卧虎藏龙》制作成了奥斯卡大奖中斩获最多的华语电影．今天，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潮流中，华语武侠电影的魅力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让我们记住最早将这道武侠动作大菜推向国际市场的邵氏兄弟公司和其后的李小龙等人，让我们记住创制这道“新菜，，的先行者胡金铨、张彻以及他们的同行者，没有他们的创造，华语电影将失去闪亮的一环―武侠电影。（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