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抗日電影初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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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抗日電影  

    在“97回歸”之前，香港有長達一個世紀之久是屬於英國的殖民地，按理說它在面對日本的侵華戰爭時會有不一樣的反應。但由於大部份的香港居民與大陸上的故鄉親人均有千絲萬縷的血緣關係，而在地理上的緊密連接及社會環境的相對自由，反促使它成為不少中原人士南下的避風港和發聲基地。而香港居民的愛國熱情，比 起大陸同胞也不遑多讓。

    1937 年“七七事變”正式掀開中日戰爭的序幕之前，曾留美學習電影的導演關文清已投入抗戰電影的拍攝。他編導的粵語片《抵抗》（1936），內容提倡救國，激勵 國人攜手抵禦敵人，諷刺國共內鬥爭持不下而忽略外侮的謬誤，同時，片中亦反對虐待奴婢，主張人人都應有“抵抗”的精神。關文清無視影片會遭禁映的威脅，其 後更拍攝了連串愛國電影，包括《邊防血淚》(1937)和《公敵》(1938) ，合稱香港的“抗戰三部曲”，因此被譽為“愛國導演”、“無畏導演”。《邊防血淚》講述邊防軍隊隊長發現哥哥原來是漢奸，暗中運送糧食物資給敵軍，結果他不顧母親和妹妹的苦苦哀求大義滅親，親手將哥哥槍斃。《公敵》則描述一個不屈不撓的邊防官和他畢業於軍官學校的弟弟，兩家人本過著樂也融融的生活，直至敵 軍戰機突然轟炸他們的家園，眾人四散逃亡。兄弟倆加入抗戰隊伍，最後雙雙殉難。

    其實在1937 這一年，香港電影界一共出現了25部以抗日救亡為題材的“愛國電影”，約佔當年出產的85部電影中的三成，可見當時香港電影界對祖國被日軍侵略的關心和不 滿是如何的強烈。這批港產抗日電影包括：《肉搏》、《焦土抗戰》、《大義滅親》、《兒女英雄》、《時代先鋒》、《錦繡河山》、《鐵血鋤奸》、《女性之光》、《回祖國去》、《時代先鋒》、《錦繡河山》、《鐵血鋤奸》等等。

      當年最有代表性的一部抗日電影，無疑是由華南電影界總動員聯合製作的賬災籌款影片《最後關頭》，除集合了港滬數百紅星一同演出外，還邀得汪精衛及香港紳士何甘棠現身銀幕。本片的拍攝資金由香港的電影公司和一些電影工作者捐出，而義務拍攝的演員甚至為籌拍片時的車費而節衣縮食。編導工作由陳皮、李芝清、南海十 三郎、蘇怡、趙樹燊、高梨痕等六人各執導一段，壓軸的第七段則集體導演。本片劇情由七個故事組成，主要講述一群大學生在一名愛國同學的教導下覺醒，分頭努力到工商界、婦女界、農村、軍人中展開抗日救亡活動和宣傳，最後各界人士團結起來走上戰場，向日寇衝殺。本片在1938年完成於香港公映時，觀眾反應十分熱烈，當劇中人大呼“一定要把侵略者驅逐出去”時，全場掌聲如雷。吳楚帆亦曾在其自傳中表示：“觀眾如潮水從四方八面奔赴戲院，放映時間內四座掌聲雷動， 影片振奮人心，顯已獲得良好效果。”而本片拍賣上映版權所得的23,900元中，除為前方將士購置3,000元雨具外，其餘盡購了救國公債。台灣的電影史 學家杜雲之曾將本片選為“中國百大名片之一”。

    另一部在1938年攝製的抗日電影《游擊進行曲》，由司徒惠敏導演，容小意、李清、白璐、林楚楚等主演。劇情描述抗戰期間，江南大地遭日寇鐵蹄踐踏。青年王志強組織游擊隊抵抗日寇，他的未婚妻若蘭和弟弟志明也加入這一行列。他們忍受著房屋被燒、親人被殺的悲憤，發動群眾瓦解敵軍，使游擊隊日益壯大。游擊隊 員雖然來自四面八方，語言各異，但是他們有一個共同目標，就是抗擊日寇，將敵軍全部殲滅。因本片對日軍有正面而嚴厲的抨擊，港英當局恐怕損害對日本的外交關係，故要求刪剪2000多呎膠片，片主袁耀鴻不肯屈服，寧願押後映期。直至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英美對日本正式宣戰，本片才得以更名為《正氣 歌》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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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抗日電影初解

香港的抗日電影  

    還有一部在1939年攝製的抗日電影《孤島天堂》亦十分著名，當年在國內及海外公映均大受歡迎。事緣“中製廠”於1938年底遷重慶以後不久，決定在香港建立據點，遂成立“大地影片公司”進行抗日國語片的拍攝，首作《孤島天堂》便是來自重慶的巨星黎莉莉、來自上海的名導蔡楚生及巨星藍馬、和香港本地影人李清、姜明等合作的結晶。本片改編自趙英才的小說，描述上海淪為“孤島”後，一群愛國青年在其首領“神秘青年”的領導下，跟為虎作悵的漢奸特務進行生死鬥 爭。與他們同住一樓的鄰居東北流亡舞女知道他們的真實身份後，主動提供漢奸頭目的活動行蹤。他們還得到啞巴小販、傻子及賣報小孩等的支持，終於在一次盛大的除夕狂歡舞會上，地下志士以色誘、暗殺鋤奸，把漢奸特務一網打盡，然後按照計劃轉移出上海，投身抗日游擊隊的行列。這類具有濃厚英雄色彩的間諜鬥志鬥力 故事，對於廣大被漢奸特務蹂躪的大眾，成功地引起對日本軍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仇恨心理的宣洩，公映時能大受觀眾歡迎就不難理解。

    除了抗戰故事片大批拍攝之外，香港的電影工作者亦拍攝了不少抗戰實況的紀錄片。有“香港電影之父”稱號的黎民偉拍攝了戰地新聞片《淞滬抗戰紀實》，紀錄 “八一三”日軍進襲上海的實況。其他有《華南烽火》（1939），記錄了華南戰場抗戰實況，有男女壯丁武裝起來與官兵一同抗敵的情況，滿目所見盡是遭蹂躪 的田園和被殘殺的人民；《百粵風雲》（1941）分為六個段落記錄了抗戰時期廣東一帶的形勢，張發奎等多位將軍在片中出現。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於日寇之手，電影製作整個停頓。三年八個月之後，香港人才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氣。這一段充滿甜酸苦辣的悲歡歲月，自然成為復員後的香港電影界源源不絕的創作養份。戰後那幾年開拍的影片，無論是國語片或粵語片，幾乎泰半以中國或香港的戰時生活為背景。不過，由於香港的影業公 司全屬民營，沒有官方的軍隊可以支援拍片工作，因此在場面上缺乏兩岸正宗戰爭片那種千軍萬馬的壯觀景像，多數屬於“戰爭文藝片”或“間諜片”的範疇。例如 香港復員後於1946年6月開拍的第一部電影《蘆花翻白燕子飛》，由何非光編導，王豪、龔秋霞主演，內容就是描述一對年輕戀人在抗戰期間和勝利初期的悲歡離合的故事。

    曾創辦“明星影片公司”的張石川，於1946年秋應“大中華公司”周劍雲之邀到香港執導《長相思》，由周璇、舒適主演，描述日軍進佔上海租界後，教書先生 高志堅以自己的工資接濟好友之妻李湘梅，因其夫后心明去了參加地下抗戰工作。湘梅不願長期加重志堅的負擔，寧到舞場當歌女，志堅得悉後以為她甘心侍奉權貴大感不悅。志堅因向學生灌輸抗敵思想而被拘捕，幸得湘梅疏通憲兵才能獲釋，志堅自此亦明白湘梅的苦衷，二人之間更萌生愛意。抗戰勝利後，心明斷臂而歸，志 堅眼見好友平安歸來，不欲破壞大好家庭，遂悄然而去。這是很典型的“抗戰言情片”，通俗得來也很寫實。本片拍到一半時，張石川因被控漢奸罪名而飛返上海候審，後罪名雖未有成立，但張石川卻心臟病發，本片亦交由副手何兆璋接手完成。人生如戲，並不因戰亂結束而有不同

    1949年前後，大批上海影人南下香港，成為香港國語片界的中流砥柱，他們的作品亦甚多抗戰文藝片。例如《小城之春》名導演費穆創辦的龍馬影業公司創業作《花姑娘》（1951），就把莫泊桑名著《羊脂球》的故事給移植到抗戰期間的中國，描述一群紳商仕女乘貨車走難，途中被日軍留難，原來軍官垂涎其中李麗華飾演的**花鳳仙。仕紳們為求自保，向花姑娘軟硬兼施，勸她獻身日敵。導演朱石麟以深沉有力的影像語言及精緻的鏡頭調度，寫出了中國人在大動亂下有的苟且 偷生、有的伺機反抗、有的甚至為人性尊嚴而壯烈犧牲的多個面向，是一部藝術成就頗高之作。

    30年代名導演卜萬蒼亦夥同名編劇姚克，在同一年開拍了《女人與老虎》，描述抗戰期間銀行總經理不顧情理召警拘捕挪用公款替妻治病的下屬，迫得他與妻子跳樓自殺，抗戰勝利後，孤女變成了紅歌女，無意中發現總經理原是效忠日本政府的漢奸，趁機揭發其真面目為父報仇。

    類似的 “抗戰小品”，在整個50年代的國粵語影壇都拍攝不少，但直至“電懋影業公司”於1961年傾全廠之力攝製出史詩式的抗戰文藝片巨作《星星.月亮.太 陽》，戰後香港才真的有了一部轟動海內外市場的“抗戰巨片”。本片改編自香港小說家徐速的同名原著，以一男三女的戀愛故事貫穿八年抗戰前後的整個中國，空間橫跨前線後方，片長上下兩集，規模一點不輸《一江春水向東流》。導演易文將這個大時代的故事說得十分生動流暢，尤其教人稱頌的是三位女主角的黃金組合： 尤敏飾朱蘭（星星）、葛蘭飾馬秋明（月亮）、葉楓飾蘇亞南（太陽），各有鮮明性格和迷人氣質，堪稱當年的一時之選，以至飾徐堅白的男主角張揚雖然表現較弱也被人忽略不計了。本片在第1屆金馬獎共獲最佳劇情片、最佳女主角（尤敏）、最佳編劇、最佳彩色攝影等4項大獎，堪稱實至名歸。

    與“電懋影業公司”是生意競爭死對頭的“邵氏兄弟公司”，當然不能坐視《星星.月亮.太陽》風光地叫好叫座，於是他們在5年後也推出了片長上下兩集的史詩式抗戰文藝巨片《藍與黑》作為回應。本片改編自台灣小說家王藍的同名原著，以天津淪陷區的少女唐琪與青年張醒亞的愛情波折來反映人生的“光明”與“黑 暗”，片中一樣有男主角到前線作戰的場面，製作規模不小，導演陶秦與男女主角林黛、關山都頗有發揮。本片在第 5 屆金馬獎獲優等劇情片及最佳女配角獎（于倩），在第13屆亞洲影展則獲最佳影片獎。

    在攝製《藍與 黑》的前後，“邵氏”另外還拍攝了3部不同風格的抗戰電影，只是反應不算太熱烈。武俠大導演胡金銓在1965年獨立執導的處女作《大地兒女》，描寫東北淪 陷後，一群愛國的青年男女參加游擊隊對日軍抗戰，故事頗為真摰感人。胡金銓在第4屆金馬獎獲最佳編劇獎，影片本身也得了“最佳發揚民族精神獎”。老牌導演 嚴俊也在同一年夥同李麗華自導自演了抗日間諜片《七七敢死隊》，描寫在淪陷後的上海，地下工作負責人與劇團女演員跟日寇和漢奸鬥智鬥力的故事。1967年 由羅臻導演，關山、凌波主演的《烽火萬里情》，則是描寫抗戰後期，青年軍官蜜月剛過便要重返戰場，而新婚妻子因婆媳不和而被迫離婚又患病去世的悲劇。片中戰爭場面移師台灣拍攝，因獲軍方支援而拍出相當壯觀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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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抗日電影初解

香港的抗日電影  

    隨著“戰後嬰兒潮世代”的成長，昔日的戰爭烽火和家國情仇逐漸遠離，香港電影圈自60年代後期開始成為陽剛動作片（古裝武俠、民初功夫、時裝警匪）主導的新局面，抗戰電影從銀幕上消失多年。直至1982年，中英兩國就香港“97主權回歸”問題展開談判，多年來刻意“忘記政治”而全力賺錢的香港人才赫然發現：原來“政治”是拋不掉的！於是，沉寂十多年的抗戰電影又一下子重返大銀幕。1984年，3部由香港新浪潮導演掌舵的抗戰電影陸續推出上映，雖然並未造成轟動一時的市場效應，卻足以讓一個本已被香港觀眾遺忘的類型重新活了過來。

    這3部影片分別以戰時的上海和香港為故事背景。徐克導演的《上海之夜》描寫兩女一男因為在上海躲避空襲而產生的“錯摸愛情”，是抗戰片中難得一見的浪漫喜劇，張艾嘉、葉倩文、鍾鎮濤的演員組合頗見特色。

    梁普智導演、並同樣由陳冠中編劇的《等待黎明》，則描寫日軍入侵香港前後，本想偷渡到金山的戲子周潤發因戰亂無法成行，在認識了青梅竹馬的米倉工人萬梓良與老闆女兒葉童後，眼見日寇殘害港人，於是“扮演”漢奸暗助同胞。本片拍得頗為出色，對戰爭中的友誼和愛情、人性的光明和醜惡都刻劃頗深。周潤發憑本片成為“金馬”與“亞太”雙料影帝。

    許鞍華導演的《傾城之戀》改編自張愛玲原著的短篇小說，故事場景由上海橫跨至香港，描寫失婚上海少婦白流蘇邂逅浪漫不羈的范柳原，在漫天烽火下卻只關心小世界的愛情，最後香港的陷落造就了他們這段“傾城之戀”。全片雖過度囿於原著的文字侷限而神采不足，但周潤發與繆騫人的搭檔仍是相當迷人，片中英軍在淺水灣酒店抵抗日軍入侵的一段亦喚起港人的歷史

    80年代後期，日軍侵華期間“731部隊”在中國東北的哈爾濱用活人做實驗生產細菌的恐怖歷史被揭發出來，全世界為之嘩然。香港“銀都機構”因為跟大陸政 府單位關係良好，迅速掌握住這個深具爆炸性的戲劇題材，於1988年開拍由牟敦芾導演的《黑太陽731》，用誇張的半紀錄片手法呈現日軍做“活人實驗”的 各種血腥殘酷手段，特效畫面造得非常逼真，令人不忍卒睹，因此被香港電檢處定為“三級片”才獲准上映。中國大陸的電影市場雖無分級制度，但本片卻因反日題 材的“政治正確” ，照樣獲得通過在大陸上映。雖然本片將“抗日電影”拍成了“恐怖電影”，但卻滿足了不少觀眾的偷窺欲與好奇心，因此賣座頗為轟動，甚至還接連拍了兩部更加 “掛羊頭賣狗肉”的續集。

    踏入90年代以後，香港的“抗日電影”拍得不算太多，但更加強調影片的娛樂性。方令正導演的《川島芳子》（1990），以這位身世傳奇的日本女間諜為主角，描述她的崛起故事，以及她跟戲班小子雲開的一段情。梅艷芳和劉德華在這部商業算計多於歷史檢討的影片中，表現得不算出色。

翌年，梅艷芳再度主演以日本侵華為背景的愛情故事《何日君再來》（1991），這一次她化身為上海紅歌星吳梅伊，與成為地下工作者的初戀情人梁森、及對她照顧有加的日本領事館人員野口秀彥展開了一段複雜的恩怨情仇，導演區丁平費力地在淒美無奈的氣氛中做文章。

    同年出現的另一部抗日 電影《財叔之橫掃千軍》（1991）卻正好相反，十分的卡通化，因為它改編自60年代香港的暢銷漫畫《財叔》，描述偽滿州政府與日本人秘密研製化學武器，國軍蒙中尉被派往滿州國破壞，途中遇上自動請纓的由財叔率領的游擊隊，遂聯手跟日軍對決。本片的導演是徐克和程小東，飾演財叔的是石天，可想而知影片的風 格是“新藝城式”的熱鬧。

    到了錢文錡導演的《香港淪陷》（1994），劇情雖直接描寫香港淪陷3年8個月期間一個普通家庭所受的苦難，但內容偏重**暴力的商業噱頭，已將當初港人基於愛國精神而拍攝的抗日電影帶入了死胡同，因此遭到了觀眾的唾棄，自此這類電影就在香港影壇消失了。

    直至8年之後，編劇出身的杜國威才在“寰宇娛樂公司”的支持下，返中國大陸與“南京電影製片廠”合拍《五月八月》（2002），透過9歲的五月和妹妹八月兩個小孩子的眼光，反映日軍進城後的南京，我國老百姓遭受了多大的戰爭禍害。本片特別強調母愛的偉大，立意良善，但在編導和製作上的成績卻讓人難以滿意。

    除了上述的抗日故事片之外，1980年香港電影界曾製作了一部大受歡迎的紀錄片《慘痛的戰爭》。本片的監製和導演是“安樂影片公司”的掌舵人江志文，他和 美國方面合作，得以用跨國收集到的豐富映像資料和清晰的國際歷史論述，將日本侵華戰爭史的始末完整而生動地介紹給新一代的香港觀眾，成功地發揮了比一般為商業目的製作的抗日故事片更大的社會教育功能。

    總結而言，當兩岸三地的電影界至 今仍在慨歎：為什麼我們擁有“南京大屠殺”那樣震撼人心的民族苦難，卻始終拍攝不了像《辛德勒的名單》那樣震撼人心的“偉大抗戰電影”？這時，我們實在有 必要冷靜下來自我檢討：是否三地的電影工作者至今仍對這段歷史思考得不夠透徹？他們在拍抗日故事片時是否有太多的商業計算而缺乏足夠的悲天憫人的情懷？而中國片的歷史視野是否太狹隘？以至未能掌握到“反對戰爭、追求和平”的普世價值主題？在紀念抗戰60周年的珍貴歷史時刻，這是值得慎重省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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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抗日電影初解

台灣攝製的抗日電影

    長達八年的對日抗戰，是廣大中國人的共同記憶，所以兩岸三地的電影界，都不約而同地拍攝了不少的抗戰題材電影，從其中反映出一股血濃於水的民族感情。不過，因為彼此的歷史發展與生活環境不同，三地出品的抗戰電影對這場日本侵華戰爭也有一些大同小異的看法和處理上的不同，值得我們在紀念抗戰60年的歷史時刻重 溫細說，探討一下這些抗戰電影。

    本文只集中介紹台灣歷來攝製的抗日電影，香港攝製的抗日電影將另文再敘。至於大陸上攝製的抗日電影，近日已有不少大陸網站製作專輯介紹，有興趣者可自行參考。

    1945年抗戰勝利之前，台 灣有長達半個世紀之久是屬於日本的殖民地，因此台灣人與日本人之間的感情關係是十分微妙的。而在當時幾百萬的台灣住民之中，又有世居島上多年的“原住民” 和從中原陸續移居至台灣的“大陸人”，他們對身兼“侵略者”和“統治者”的日本人又有不全然一樣的看法。這些歷史背景，後來都有反映在台灣攝製的抗日電影之中。

    發生在1930年的“霧社事件”，是日本殖民台灣時代山地人（原住民）最後一次、也是最大規模的一次抗日事件，反映了被壓迫的少數民族對抗種族差別和經濟榨取政策所發出的慘烈抗議。

    霧社位於台灣中部埔里的東方，靠近日月潭，這裏住著“霧社番”，他們屬於台灣十多族原住民中的泰雅族，即最驍勇尚武的黥面番中的賽德克族。日本人在鎮壓了漢人的抗日武裝，在平地建立起穩固的統治權後，又從山地人的手中掠奪槍支，解除其武裝，企圖掠奪其賴以生存的山地，把他們當作廉價勞工。在開發山地的過程 中，日軍不斷加強對山地人的壓榨。1930年10月27日，賽德克族的民族英雄莫那魯道率領300名族人起事，反抗日本的殖民統治，運用智謀和日軍展開殊 死戰。為了鎮壓起義的300名勇士，日本人陸續出動了部隊1320人、員警1163人、軍夫1381人，運用所謂的“科學的攻擊法”，使用飛機大炮，甚至 毒氣彈來對付部落勇士。同時還採用“以夷制夷”之策，挑起不同部落原住民之間的內鬥，讓他們自相殘殺。莫那魯道及其子達達歐莫那均在打完所有的子彈後自盡而死。這就是在台灣抗日史上感天地泣鬼神的“霧社事件”。

    1957年，台語片崛起的第二 年，何基明導演便開拍了第一部原住民抗日電影《青山碧血》，回到霧社事件現場，用鏡頭寫下悲壯的歷史見證。由於製作條件所限，本片格局比較像是“文藝片” 而非“戰爭片”，導演盡量透過歷史遺跡來傳達霧社事件的真象，藉以喚起觀眾感情，情景感人之處頗多。男女主角洪洋和何玉華皆屬新人，片中還有一位名叫“歐 威”的山胞，由毛遂自薦的新演員黃煌基出任，導演大膽重用，日後他沿用“歐威 ”作藝名，憑傑出的表現成為台灣影壇重量級的演員，主演過《家在台北》、《秋決》等名片。

    青山碧血》在 1957年7月24日起公映了10天，反應不錯，但類似這種主題嚴肅的歷史電影在當年尚相當簡陋的商業電影環境中只能偶一為之，此後的台語影壇再也找不到那麼有氣魄的製作了。不過，導演萬仁在2003年以此為題材拍成了公共電視台的歷史大戲『風中緋櫻—霧社事件』；新導演魏德聖也企圖籌款1億新台幣將莫那 魯道的故事再次搬上大銀幕，為了完成這場電影大夢，還真的擠出了200萬新台幣為這部名為《賽德克‧巴萊》的巨片製作了長達5分鐘的“樣版片”，希望憑此 說服投資者他具有執導這部大片的能力，可惜至今壯志未酬。

    十多年後，另一部以抗戰時代為背景的電影才再出現，那就是李翰祥導演的《揚子江風雲》。當時，李翰祥赴台灣建立的“國聯電影公司”因經濟問題於1968年結束業務，他債臺高築，乃應中國電影製片廠廠長梅長齡之邀，為“中製”開拍抗日間諜片《揚子江風雲》。此片是當年台灣難得一見的大型娛樂片，明星陣容鼎盛，劇情曲折動人，因此在1968年7月18日推出後公映了近一個月，創下當時台灣片在地最高賣座紀錄，不但為李翰祥挽回聲譽，也掀起了一陣抗日間諜片熱， 如：張永祥編導的《一封情報百萬兵》、梁哲夫導演的《重慶一號》、季潛俠導演的《一寸山河一寸血》、余力導演的《揚子江特一號》等都是跟風之作。

    《揚子江風雲》根據鄒郎原著的間諜小說『死橋』改編，劇情主要描述我國地下情報員“長江一號”和同志們在湖北省的監利縣出生入死執行“死橋計畫”，力阻日 軍掃除長江水雷障礙，力保“長江180里封鎖線”的真實故事，據說楊群飾演的男主角王凡的人物原型是在武漢從事情報工作的李鐵生，片中佔戲甚重的飯館老板娘“卓寡婦”也確有其人。鄒郎的父親是監利縣仕紳，也是抗日志士，李鐵生曾在鄒郎的家中設過短暫工作站，蒐集各項敵後情報，因此鄒郎遂以此為基礎創作出『死橋』和『詭路』兩部小說。老牌巨星李麗華因飾演“卓寡婦”而二度當選金馬獎最佳女主角，當年只能演反派角色的孫越以精湛演技獲得金馬獎最佳男配角，從此演藝生涯開始燦爛起來，日後銀幕上才有了《搭錯車》的啞叔和《老莫的第二個春天》的老莫。

    1971年10月26日，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4個月後，美國總統尼克森赴中國大陸訪問,發表了上海聯合公報；再7個月後，日本宣布與中華民國政府斷 交。一連串的重大政治衝擊，使台灣的民眾產生出強烈的危機感，仇日的民族情緒也大為提高。在這種時空背景下，當時擔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有意利用影響力廣大的電影媒介來提振民心士氣。其時調任中影公司總經理不久的梅長齡，遂乘勢提出拍攝第一部正面表現抗日名將張自忠將軍為國為民英勇犧牲的抗戰電影《英烈千 秋》。這部“政策片”的製作預算僅100萬港幣，但是在編導丁善璽的指導有方、以及軍方武器兵源的充份支援下，卻拍出甚為壯觀的作戰場面和十分豐富的內容，於1974年11月拍成推出公映時不但票房轟動，更被各方讚譽為“中國電影史上最出色的戰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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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抗日電影初解

台灣攝製的抗日電影

《英烈千秋》劇情描述蘆溝橋炮聲響起，蔣介石命令張自忠退守保定一線。後日軍突襲南苑，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及師長趙登禹相繼陣亡，部隊全部南撤，張自忠被任命為北平市市長。北平淪陷後，張自忠奉命留在北平與日軍周旋，人們卻認為他已經投敵，使他有家歸不得。張自忠忍辱負重，完成使命後化裝逃離北平。到南 京後，蔣介石任命他為第三十三集團軍中將司令，防守鄂北襄樊一帶。1938年10月底，日軍侵佔武漢，與張自忠部隊在襄南血戰。1940年春，日軍動員五 個師向張自忠部隊防區進犯，血戰數月，張軍所部傷亡過半。張自忠決定入虎穴以挽危局，乃選敢死隊五百人，自老河口南瓜店渡過漢水，突襲日軍指揮所，不幸被圍，激戰三日，五百人無一生還。張自忠最後自殺殉國。全片拍來氣派磅礡，剛柔並濟，劇本緊抓住幾個重點情節深入發揮，較次要的場面則輕輕帶過，雖因而偶有 交代不清之弊，卻能藉事件的推進成功地塑造了主要人物的性格，對白撰寫也出奇的精湛有力，其中尤以張自忠於北平被誤會為漢奸時於雨中的小巷跟妻女擦肩而過卻不忍相認，母女間“是他嗎？”“不是他嗎？”，幾句簡單對白和純電影感的映像設計，已足以發揮出感人肺腑的效果。之前擅演流氣小生的柯俊雄，憑本片成功 建立英雄形象，獲得亞洲影展最佳男主角獎，為其演藝事業再創高峰。其後陸續主演了《八百壯士》、《梅花》、《黃埔軍魂》等，成為大型“政策片”的 “最佳代言人”。

    由於《英烈千秋》在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上的雙重成功，“中影公司”遂把抗戰電影作為“一年一度”的招牌巨製，陸續拍攝了《八百壯士》、《梅花》、《筧橋英烈傳》、《望春風》等片，都獲得相當的成功。

   《八百壯士》講述的是1937年日軍侵略上海時，88師524團負責人謝晉元將軍率領壯士固守四行倉庫，女童軍楊惠敏送國旗鼓舞士氣的故事。本片由編導丁善璽與柯俊雄再度合作，演員陣容更加強大，加入了林青霞和徐楓，分別飾演楊惠敏和謝晉元夫人。本片在藝術上的表現其實稍遜《英烈千秋》，主要是人物太 多，不能集中精力塑造主角，但依舊獲得亞洲影展最佳電影獎，林青霞也首次當選了最佳女主角。

   《梅花》由劉家昌導演，基本上是一個“浪子回頭”的通俗劇故事，描述在中日戰爭末期的台灣，由柯俊雄飾演的小混混在目睹全鎮的人奮力協助中國政府對抗日軍後大 徹大悟，決心做個頂天立地的中國人，最後以身殉國。在片中數度唱出的主題曲“梅花”—“梅花梅花滿天下，愈冷它愈開花，梅花堅忍象徵我們，巍巍的大中 華”，當年唱遍了台灣的大街小巷，至今仍然鼓舞著人們的國族情懷。

   《筧橋英烈傳》由張曾澤導 演，首次以中國空軍將士痛殲日本空軍的故事為題材。筧橋驅逐機四大隊隊長高志航和隊員沈崇海、閻海文、劉粹剛在淞滬戰爭爆發後個個英勇奮戰，視死如歸，分別在“814”、“815”和“周家口”等空戰中擊毀日艦出雲號和日機後壯烈犧牲。本片由於獲得陸海空三軍的支援拍攝，又請到日本特技攝影專家負責空戰場 面，故作戰部份拍得相當逼真慘烈，但戲劇的處理則流於浮面和模式化，但依舊獲得金馬獎最佳劇情片、最佳導演等多項大獎。

   同樣由徐進良導演的 《望春風》和《香火》，則將抗日的場景拉回台灣本土和小老百姓身上，一方面強調“外省人”與“本省人”的大團結，另一方面也在片中加強了台灣民俗技藝的表 現，例如《望春風》中的女主角楊麗花本身就是著名的歌仔戲小生，片中也刻意安排了一場規模不小的歌仔戲演出。顯然，隨著現實政治環境的轉變，此時官方拍攝抗戰電影的主要“政策訴求”，已從“仇日”變成“島內族群大溶合”。

    在大勢所趨之下，一些從來不碰戰爭片的大導演也搭上了“抗戰電影列車”，包括文藝片宗師李行 匯集了王引、鄧光榮、秦漢、林鳳嬌等文藝片巨星，開拍了描寫淪陷於日軍手上的南平縣一家中學，其師生校長如何跟日軍對抗的《吾土吾民》（1975）；功夫 大導演張徹也率旗下數代弟子狄龍、姜大衛等拍了武打版的《八道樓子》（1976）和《海軍突擊隊》（1977）。此外尚有突擊隊式的戰爭動作片《血濺冷鷹 堡》、《血濺歸鄉路》、《Ｚ字特攻隊》（與澳洲的電影公司合拍，當年尚未成名的梅爾吉勃遜曾來台灣拍攝外景）；以抗日戰爭為背景的文藝故事《強渡關山》、《春寒》、《聖戰千秋》等等，因篇幅關係不再一一介紹了。

    步入80年代，抗戰電影在台灣已經退潮。“中影”曾在1987年集合《八百壯士》的老班底編導丁善璽和男女主角柯俊雄、林青霞開拍抗日鉅製《旗正飄飄》，但市場反應已不可同日而語。倒是年輕編導周騰在1992年出人意料地開拍了低成本反戰電影《皇金稻田》，竟讓一群台灣演員（邵昕、林建華、戴立忍、王曉詩）來飾演以日本人為主角的故事，在片中大說日語對白，藉以批判中日戰爭期間日本好戰軍官的偏激行為，手法雖稍嫌生硬，但卻展現了開闊的創作野心。可惜這 種“出位”的電影在台灣影壇也就那麼一部，直至今年才由港片《頭文字D》再次展開這種“中國人演日本故事”的有趣嘗試。

    台灣攝製的最後一部重要的抗日電 影，應該是在1995年與大陸合拍的《南京1937》。本片在幕前幕後都給合了兩岸的人材（導演吳子牛；編劇張冀平、洪維健；主演秦漢、劉若英、陶澤 如），還邀了日本演員早乙女愛、久保惠三郎參加演出，在時機上配合抗日戰爭勝利５０週年的大日子推出，原是令人充滿期望，影片公司更以“東方的《辛德勒的 名單》”加以宣傳，使本片有了天時、地利、人和的有利因素。然而，本片編導在反映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日軍進佔南京城後進行長達六周慘絕人 寰的“南京大屠殺”此一深受國人矚目的歷史事件時，太過強調“人道主義”而忽略了“民族主義”，對日方的殘暴行為刻劃不足，對醫生成賢的日籍妻子理惠子和兩名子女遭南京鄉鄰的排斥冷待又強調得太多，這種對“南京大屠殺”的詮釋態度未能獲得兩岸觀眾的普遍接受，遂使本片“呼籲和平”的重要意義打了不少折扣！

心如止***

偶也推荐一部，胡金铨大导的处女作——《大地儿女》，在邵氏小文件区可以看到，有着小人物的温情和高贵，值得一观啊！[s:64]

tanta***

谢谢心如止水版主推荐,胡金铨大导的处女作——《大地儿女》.